由于论文数量和质量作为可以量化的评价指标，大都与科研人员的职级晋升、学位申请、荣誉地位、奖金待遇等挂钩，与论文发表相关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也较普遍地存在，致使以论文数量衡量学术绩效的评价制度也饱受诟病。

医生电话咨询的费用较高，专家问诊的费用在几百元/次。公司也在2012年上市，市值超过6亿美金。

每个月医生需要支付250美金使用Zocdoc平台。按照Zocdoc公布的医生数量，其年收入应该在千万美金以上。目前来看，移动APP终端主要有四大类：一是远程医疗，比如春雨掌上医生，可以查询自己或他人有可能患的疾病，并通过该App向医生提问;二是疾病管理，如好大夫，进行心脏瓣膜支架等疾病手术后管理，同时管理自己的疾病数据;三是药物管理，如丁香园的用药助手医生可用来查询药品说明书，查看用药指南摘要及全文，使用常用医学计算工具;四是通过医学文献向野生医院介绍新产品，杏树林的产品医学文献在去年三月底上线，已覆盖国内10%左右的医护人员，目前杏树林的商业模式是通过医生使用杏树林的工具，来为药企产品提供个性化的推荐、同时向医护人员营销，最终向药企收费。从目前国内的APP终端盈利模式上来看，除了杏树林则可能向药企收费之外，主要还是向消费者收费的模式。比如春雨掌上医生通过患者在终端提问，对快速解答的需求进行几元到几十元的不同收费。

根据地理位置、保险状态及医生专业为患者推荐医生，并可在平台上直接完成预约，病人可以更方便地选择和预约医生，医生可能得到更多病人，尤其是保险覆盖的病人，意味着更多收入。国际医疗卫生会员组织HIMSS对移动医疗的定义为，mHealth，就是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例如PDA、移动电话和卫星通信来提供医疗服务和信息。第二段时期的历史节点在 1985 年，科技体制开始改革，财政科技拨款的初始配置渠道逐渐形成了以竞争性的科研项目为主导，以财政事业拨款为辅的局面。

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高投入未能带来高质量的产出，因此收紧科研经费成为大势所趋。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认为，核心问题就是国家给科研单位的使命是什么？要把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科研机构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的变化结合起来，而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财政拨款制度，涉及的问题相当多。矛盾在于，如果简单地提高稳定支持经费的占比，也可能会影响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形成新的大锅饭。至 2002 年，财政拨款的科研项目（纵向科研经费）全面实施课题制管理，逐步形成了以课题组为中心的科研立项模式。

一位中科院人士向记者透露： 2014 年预算刚下来，先导专项核减的比较多。还要求我们懂财务知识，而且各个机构发布的财务审计标准、预算标准各不相同，都要去了解。

同一个研究团队在不同的科技计划中，提出目标相似而又处于同一研发阶段的项目申报，获得不止一个科技计划的支持，这样的事时有发生。部分反对当下科研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经费的机会，选择了沉默。要求我们在科学上出成果是应该的。而在中国发生变形，施、饶两人认为，这一科研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政府研发经费直接拨付到科研单位，科研项目实施和成果评价的权力掌握在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手中，韩国政府对研发经费实行多重管理监督，多个单位都可对科研经费进行监督，普通公民也可以上网查阅科技主管部门的项目计划书和资金拨款情况。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高投入未能带来高质量的产出。竞争性拨款是一种打破部门界限，采取专家评议、择优支持的方式，有固定的期限，少则若干月，多则四五年。美国也是政府部门提供的科研经费占绝大部分，其中竞争性拨款也占比较高，但其能够保障稳定资助的实施。

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认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科学家缺乏自律造成的。除非科学家自己在参与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自上而下地组织研究项目，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科研趋势。与之相比，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监督审计部门不足 10 人，大多也没有会计和审计专业背景。

例如，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0 年的经费预算为 312 亿美元，其中 20% 左右用于资助 NIH 所属的 24 个研究机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有效资助2006 年财政部的一次调研显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中，通过竞争方式下拨的比例接近 80%，远高于西方国家水准。严格的监管也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同时，国内纵向科技计划种类较多，在项目经费支出运算科目上也不统一，进一步增加了预算编制、执行和审计的难度。纵向科研计划在逐步施行更为严格的经费预算和审查制度，降低使用的随意性，提高使用效率。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告诉记者，现在国家项目的经费预算严格多了，普遍会削减 10%-20% 的申请额度。具体而言，法人责任体现在编制预算时提供的服务、实施预算中的监管、调整预算中的快速核准以及对单位人员的信用管理上。

科研院所、高校本身是行政化机构，从校长到课题负责人同时是行政管理人员又是学术带头人，这导致科研项目难以去权力化。从 2010 年开始，科技部针对项目同质化的现象，通过技术手段查重，然后请同行专家评审。

为此，科技部颁布了一系列国家科技计划经费管理办法。直到 2012 年，这一增长数字回落到 18.5%。

身兼官员和研究课题的人员，获取项目也更容易。2013 年 8 月 20 日，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一行拜访科技部，科研经费是双方会谈的一项重要议题。这些指南表面上勾画了国家重大需求，但由于指南中具体而狭隘的描述，基本可以毫无悬念地猜出经费预定给谁。这一步如何走，或将引发整个科技体制的改革。

万钢告诉记者，目前科研项目评审，所有过程全都录音录像，做到可申诉、可查询、可追溯，整个过程都在网上进行，全都进行痕迹管理，在追溯过程中不留漏洞。本轮科研预算从紧的背景是国务院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 2013 年一般性支出统一按5%比例压减。

当前科技拨款机制主要分为两类，分别是以稳定资助为原则的制度性、计划指令性拨款，即根据预算，从中央财政划拨到各个拥有公立科研机构的部门，由部门自主决定配置方式，经由各层体系层层划拨至下属机构的研究者。比如，预算的精细度和合理性直接与未来预算是否被削减、削减多少相关。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张力说。美国东华盛顿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宁表示，这个比例取决于国家战略，稳定支持经费应资助那些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研究项目。

除了实施科研投入的源头调控，还有加强对经费申请和使用者的监管，科技部已经在试打第三张牌——增加项目评审的透明度。随后，企业、学校等平行单位的横向科技计划也纷纷效仿推行课题制，并制定类似的经费管理办法。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先导科技专项是中科院提出的一项战略行动计划,目标是在事关中国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要科技领域形成重大创新突破和集群优势。

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遵循皇粮分配制的规则来获得科研经费，几乎没有竞争的成分。文化中的一些不利因素也在科学界发酵。

当下中国的科技领域，行政化力量在科研经费的配置中仍起主导作用。同时，科技部还计划推行科技报告制度，把结题验收后的项目放到网上。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副教授曹聪分析，研究并没有带来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技术与产品，中国还没有出现像苹果那样的创新企业，多数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仍旧主要依赖国外。为此，中央政府设立了一系列新的科研拨款渠道，以改变过去 20 年间过分依赖竞争性项目机制的状况。